呂培苓/言論自由的代價,是生命?——我記憶中的1989

发布时间:2019-06-19 14:41:20 来源:贝赢娱乐-贝赢娱乐网站-贝赢娱乐官网点击:8

  (※ 文:呂培苓,媒體工作者)

  這一年,現在想起來,最先發生的大事,大概是1月7號日本昭和天皇的逝世。

  過年除夕,我的阿嬤在晚餐時,很感慨地用日語說「昭和都過世了」。阿嬤微瞇著眼,第101遍地說著戰爭空襲時躲在防空洞玩沙包啦、糧食配給很苦啦、日本警察很兇啦,然後時光一定會順流到國民黨的軍隊拆了我們雜貨店的門板當床板、強迫街坊婦女去洗他們的臭棉襖臭棉被等等。

  屬於阿嬤時代的人生悲喜劇,就像泛黃的老照片,模糊且遙遠;而屬於我的人生,熱熱鬧鬧地正要登場。過完年,我又到台北讀書了。

  屬於我的人生正要開始

  這一年,我在中興法商(今國立台北大學)讀社會學系二年級,我參加了兩個社團,一個是西洋劍社,完全出自浪漫的想像;一個是法商青年社。

  我在青年社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院刊編輯,後來因為「不肖」的學長姐刊登了太多要求教官退出校園、要求學生自治之類的文章,就「被停刊」了。我們原班人馬另外申請了一個新的社團,籌備新刊物《福爾摩沙》的發行。

  當時我們沒有經費,得自己去拉廣告。還記得跟著學姐到合江街上的眼鏡行、印刷店拜訪,一家一家詢問「老闆,你好,我們是法商的學生……,請問要不要登廣告?」

  回想起來,拉廣告這件事情在我「轉大人」的生命歷程中,或許應該被記上一筆。從高中的《雄女青年》,到大學的法商青年時期,不管是文學創作,或撰寫青澀但熱情的時事評論,我們一直以來只需負責「文青」就好,完全不須擔心經費,因為經費是學校給的。

  但自己辦刊物就不一樣了,我們得去找錢,不管是拉廣告也好,跟老師們勸募也好。當年學長姐也不過21、22歲,就有那麼大的毅力及動力,為這個異議性社團的存續找生路。現在回想起來,當年的我們究竟是有多麼想「發聲」呢?

  很多年後,每每在書局看到封面上畫著馬克思白白大鬍子的《資本論》,就會想起當時社團辦書展時,還偷偷把一些「禁書」夾帶在裡面。比如這類左派書籍,遇到教官來巡視時,我們就用紙板、書包雜物堆疊上去。晚上還會輪流帶著睡袋睡在攤位旁邊,除了怕有人偷書,主要還是怕書攤子「被整碗端去」。

  1989年的時候,我已經不再是「純蠢」的文學少女。浪漫的詩詞歌賦被擺在一邊,「文」,必須載道才是好文。從高中開始關注的《人間》雜誌餵養了我——鹿港反杜邦、台電工人的輻射安全、後勁反五輕運動等等。

  文學的力量是非常不可思議的。更早以前,或許要追溯到高中時期讀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:風簷展書讀,古道照顏色,那種孤臣孽子的吾道雖孤也要堅持的決絕;或是林覺民寫的《與妻訣別書》:意映卿卿如晤,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,那些戀人之間的生離死別,那些動盪大時代覆巢之下無完卵的無可奈何,已在小少女的心裡萌芽了。

  我想,當時國立編譯館選這些文章,大有帶著儒家君君臣臣教忠教孝的意味;但是對於成長在1979年台美斷交、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我們這一代,政治與社會運動逐漸頻繁的台灣,那些從小被教出來的「氣節」,就與身邊真真實實的台灣社會脈動合流了。

  我聞到了死亡的味道

  1989年過完年,大二下學期。為了爭取刊物不送審、邀請異議人士來演講的校園學術自由、以及呼應校外大社會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呼聲等等,我跟著社團的夥伴發傳單、拿著大聲公演講。

  不像我的學長邱毓斌(現為屏東大學副教授)、我的同學邱花妹(現為中山大學副教授)是天生好手,我不擅長面對群眾演講,拿起麥克風總覺得舌頭打結、肢體僵硬,但我是很好的「側翼」。

  大二上學期社團招生活動,我在輪到西洋劍社上台的時段,讓當時還無法在學校「合法立案」的「福爾摩沙社」上台招生。當然,後來就被教官請去曉以大義:「同學,我是為了妳好,將來這些資料都會跟著妳的一輩子。」

  但我沒有辦法想到遙遠的一輩子。外面的社會已像一鍋沸騰的水,咕嚕咕嚕,沸騰不已。

  隨著1987年1月底開始的二二八平反運動、4月鄭南榕在金華國中演講,公開表達「我叫做鄭南榕,我主張臺灣獨立!」、1988年12月《自由時代》雜誌刊登《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》等。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的重大政治禁忌一一被衝撞,1989年接任總統大位才一年的李登輝,在澎派的民意與國民黨舊勢力的衝突之間,挺得住嗎?

  1989年4月7號傍晚,社團召喚大家集合,在同學租房子的國宅客廳,聽說鄭南榕死了,自焚而死,為了爭取100%的言論自由、挑戰違憲的出版法。我清清楚楚記得心頭一陣顫慄——我們是有多麼想要說我們想說的事情?有可能,代價是生命?

  5月19號,下雨,鄭南榕出殯。白色的布條、黃色的菊花、悲愴的演講透過廣播時遠時近,社團的大家在人海裡走散了,我走得有點累了,一股燒灼的味道沁進鼻腔呼吸道,周圍的人群開始騷動,我被推擠的往後退。

  「燒甚麼呢?」我問一位迎面而來的群眾,「燒人!」頭綁白布條的男子匆匆走了。後來我才知道是詹益樺自焚。

  這次,我聞到了死亡的味道。

  然後,發生了天安門事件

  回想起來,大學四年得到的知識幾乎都是從社團與街頭的學習來的。社團固定每個週三晚上的讀書會,教我學習用政經發展的結構看歷史與社會的變遷;街頭的遊行是真實的「田野」,教我看到「變遷」是如何發生的。

  我和社團夥伴的學習在當時學校的同學中是「一小撮搞怪學生」,有時我們在窄窄的合江街發傳單演講,兩旁教室的同學居高臨下俯瞰我們,有好奇、有支持,但大部分是保持距離。

  然後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了。

  這次,綁白布條靜坐的不只是我們「一小撮搞怪學生」,大家都被坦克車前面的肉身「王維林」所震撼,《龍的傳人》的歌聲在校園擴散: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、它的名字就叫中國;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、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。

  我和社團同學一起寫白布條、畫海報,對這樣殘忍血腥鎮壓的悲劇感到憤怒與悲傷。但我心裡有另外的聲音——同學們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如此同情,為什麼卻看不到身邊為台灣爭取自由的努力呢?

  六四的相關新聞,作為對腐敗中國的正面宣傳,在媒體上餘波盪漾。但很快的,更多的世界大事情衝擊著新聞版面——西藏流亡政府領袖達賴喇嘛得到世界諾貝爾和平獎、柏林圍牆倒下、從我有記憶以來誓不兩立的美俄關係發生改變,美國總統布希與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碰面。

  世界和平了嗎?而台灣安全了嗎?

  別讓台灣的言論自由成為過去式

  我的1989已經結束30年了。如今在台灣,言論自由已像空氣一樣,稀鬆平常。從民視到公視,做專題檢討政策、批評政府作為,從不擔心會「被怎樣」。

  而10年前因緣際會,我也開始接觸中國與香港的異議人士,第一個採訪的是中國前總理趙紫陽祕書鮑彤的兒子鮑樸;又認識了前中國法政大學講師、後來出逃美國的吳仁華,他們是六四風暴的受害者。

  之後在李惠仁導演工作室拍攝《併:控制》,也接觸了中國維權作家寇延丁、應亮導演、新聞界前輩程翔、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,以及戴耀廷、陳建民幾位教授,他們是六四以後,中國從沒停歇過的專制體制下的受害者。

  「被跟蹤」「被失蹤」「被恐嚇」「被囚虐」,這些在台灣都已是過去式,但在中國還是進行式。記錄著他們的遭遇,常常入耳驚心,我很擔心,爭取言論自由,在將來的台灣,難道還要再重來一次?